我常常在想，天下无一人生活在真空里，谁的生活中都有太多的鸡毛蒜皮。倘若把文学比作乐器，让它为生活伴奏，有时交响乐，有时钢琴调，有时小夜曲，则生活的滋味可能会更美妙，也会更令人神往。
从小到大，仿佛文学都在我的身边。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我们学校经常组织学农学工劳动。我们去造纸厂劳动，就是清理废旧书报。可是堆积如山的废旧书报中，还有许多完好的书籍，我们舍不得扔，同学们就纷纷藏着自己想看的书。我参加过几次学工劳动，竟然拿回家二三十本书。我父亲做的书架上，就有了《李白与杜甫》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《中国文学史》《苦菜花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，还有五六十年代的《诗刊》等等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有了书，我不再听别人讲故事了，我自己看，我看完了自己藏的书，又与有书的同学交换。我的发小家里有个书房，有满柜子的书，我就是在他家借到了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。
书看多了，我就真切地知道书为不同的人所写，不同的人写不同的书，有人写厚书，有人写薄书，有人写长文，有人著短章。
我从此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我放学回家放羊时，就把自己编进了“王二小”的故事中，我给自己取名叫“战娃”，战娃的故事我对来我家走亲戚的表弟讲了一遍，没想到他后来老是缠着我给他讲战娃的故事。
表弟这个听众无意中鼓励了我，我发现了自己的“能耐”。等我上了高中，专业分班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“文艺理论班”，而且成为班里写作组成员之一。
高中一年级时，同学们就叫我“笔杆子”，我受此鼓舞，写了短篇小说《验粮》，投寄给《陕西文艺》。在退稿信上，编辑称我“建全同志”，这让16岁的我，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才子。
1978年春，我刚满18岁就参军入伍，在新兵连集训期间，我除了写日记，代个别战友写家信，还写散文。有一篇题为《湖南的山乡》的习作，被政治处干事看到了，他评价说：“语言朴实，观察细腻，写得好！”他鼓励我坚持下去。
我就此成为团宣传股重点培养的“写作苗子”，下连队当了一年文书后，就调入宣传股，当了新闻报道员。引领我踏上新闻这条路的，则是文学这盏灯。
19岁那年，我的散文处女作《春节》发表在当时我们部队三营所在地洪江市文艺月刊《山泉》上；一年后，我调到北京，开始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文章。不久后，我被评为优秀报道员。
写作固然有分类，各有各的名堂，但一样的功夫是思想的能力与遣词造句的技巧。
我从部队转业后，业余爱好仍然离不开文学，作家梦长久地萦绕于我心中。我先后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、海南省作家协会。
我是以商人的身份退休的。一退休，闲暇就多了，这时受情感牵引，就又寻找文学这位“初恋情人”。而面对文学，我有时愧疚，有时坦然。愧疚的是，作为精神世界的“情人”，我为它付出的太少了；坦然的是，我没有“移情别恋”，没有从情感上远离文学。我没有写多少东西，但却看了不少东西。我想说，热爱足球不一定下场踢球，当球迷岂不是大多数足球爱好者的状态？文学亦应同理。写书与看书其实都是文学生活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促进了文学事业的繁荣。
如果说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让我对村外的世界一头雾水，那么当我有书可读时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，纵横几万里的宇宙，也就在我心里完成了立体的拼图。同时也因为这些书，帮助我构建起一个成人的精神世界。《水浒传》让我理解了江湖义气，《红楼梦》让我懂得儿女情长，《简爱》让我看到爱情世界里的平等，巴尔扎克让我感叹资本主义的原罪，高尔基打开了我认识红色苏维埃革命的窗口，海明威则用一个老人的捕鱼故事，诠释了他的英雄主义。而我的三位老乡，路遥写他的陕北，陈忠实写他的关中，贾平凹写他的陕南……
自认为热爱文学的我，也会偶尔手心发痒，忍不住要写一两篇小文章，谈往事，抒真情。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，文学给我的好处，绝不仅仅是发表过零零星星的作品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选择了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，令我的精神愉悦且充实，自觉生命的质量也在一点点得到提升。
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我是一个让文学为自己的生活伴奏的人？即使是经商的那些年，文学也没有与我分离，它好像以另外一种形式与我相守相望。当我现在又想提笔写点东西时，包括商海经历在内的一切生活体验，皆成为创作的矿山。（张建全）
